伦理学研究，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祝贺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成立！
科技伦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话题。
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大数据与智能技术、认知神经科学为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一方面已经全面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使得人类对科技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伴随而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引发了人们对科技的怀疑和恐惧：面对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我们还有自己的隐私吗？元宇宙是让理想展翅的自由王国还是人类精神的陷阱？对遗传物质的操纵是否会带来人性的改变？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工具还是掘墓人？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京特·安德斯（Guenter Anders）在反思“人在原子弹符号下的存在”时就曾指出，“人类如何存在的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人类是否存在的问题”。世纪交替之际，面对自主机器的崛起，比尔·乔伊（Bill Joy）—太阳（Sun）微系统公司联合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发出了“未来不再需要我们”的哀叹。在他看来，如果允许机器自主运行，“我们将会发现人类的命运将掌握在机器手中”。“人类很容易陷入不得不接受机器的自主决定，从而依赖机器生存的境地。”斯蒂芬·霍金也在临终前发出警示：“除非我们学会如何准备，并避免潜在的风险，否则AI 可能成为我们文明史上最糟糕的事件。”发轫于“知识就是力量”的启蒙精神催化了现代科技，定格在“科技就是力量”的信念中，但是培根也许没有想到，这种力量可能会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事实上，“当原子弹夸大了人类的力量时，化石燃料却悄然间改变了气候”。科学技术的“集聚”与“持存”，正在反过来将人类内卷于其中。现代科技活动的双重性效应以及其对自然干预的深度和广度，对地球上其他生物的侵害等，构成了对人类存在的挑战。
科技活动的内在风险和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激发了人们对它的危害性的无限遐想，也成为科技伦理反思的起点—“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所以在芬伯格看来，“对狂妄的批判是技术伦理学和技术政治学的基础”。事实上，从霍克海默到芬伯格，一代代法兰克福学人传承着批判传统，揭示启蒙运动将人变成了神、将科学变成了神话的辩证法，为科技伦理学的诞生准备了批判的武器。然而，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启蒙运动虽然已经结束，不等于说启蒙也走到了终点。既然启蒙是人类摆脱蒙昧状态的起点，那么，只要人们对科技还抱有幻想，科技的蒙昧还未被认识，那么，启蒙的任务就没有结束。因此有必要对科技进行启蒙—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
技术不是中性的吗？人们最喜欢使用的隐喻是菜刀：既能切菜，也能杀人。由此看来，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海德格尔认为，将技术看作是工具，这样讲并不错，只是它遮蔽了技术的本质。因为工具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目的实现了，工具的任务就完成了。然而，技术是这样吗？技术不是。技术是连接工具和目的的可能性空间。技术填补了自然留下的空间，但同时却打造了一个与自然相抗衡的人工的可能性空间。城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获得了自身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但与此同时，城市的形成“篡夺”了自然的地位，牺牲掉了对生命有益的“探索的本质”。阿伦特更是说得明白，人从自然中“夺取”材料，而“夺取”本身就是对生命过程的“扼杀”或打断了某个自然的缓慢进程a。从此，安全走向了威胁。
于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正在呼唤一种能够通过自愿节制而使其权力不会导致人类灾难的伦理”。因为以往的伦理学仅仅是在人的存在的前提下，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按照现在的技术发展趋势，人的存在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不可动摇的事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伦理学的真空”，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种伦理学，一种通过调节人的行为，确保人类长久续存的伦理学。为了建构一种前瞻式的责任伦理学，让“恐惧的启迪”“唤醒人类对存在的责任”，汉斯·约纳斯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唤：“你的行为必须和人类的持久长存相一致！”我们不能把人的存在作为赌注。哈斯泰特呼吁，将技术自主与人的自律相联系，技术自主不是技术统治，技术自主应该是人的自主，是人对自身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认识。一个在社会发展中自主的技术将从属于人的自律。一时间，基于义务论的、消极功利主义的、价值论的或者基于美德伦理学的、女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等林林总总的科技伦理学理论，逐一献出了拯救世界的良方。
然而，为什么有可能导致世界被颠覆的“颠覆性技术”至今仍然如此受欢迎？这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患有“世界末日失明症”吗？汉斯·约纳斯告诉我们，摆脱了锁链的普罗米修斯，不仅从科学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而且经济赋予了他永不停息的推动力。
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却是多元的。我们不仅希望享受舒适便利的线上生活和安全无忧的出行，我们也同样希望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块只属于自己的“自留地”。没错，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科学技术的不可预测和不确定的风险，我们还遭遇到多元价值纷争的难题。人类尽管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承认不同文化也共有某些基本价值，但是在规范层面，即便在同一个文化圈内，我们也很难回避价值冲突。
价值冲突一直是伦理学必须直面的挑战。然而传统伦理学除了贡献各种辩护策略和劝导以外，并不能拿出神丹妙药。既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既然“任何试图批判启蒙的企图，都会被说成是反对启蒙。任何人胆敢开启怀疑启蒙的讨论，就会被贴上反对理性、民主和科学的嫌疑”，那么，何不转向福柯所说的“另类的启蒙”，在米切姆所说的“小问题”上实现科技伦理的“经验转向”？“因为技术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行动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并不能简单地运用传统的伦理规则和原则来评估和处理，这种情形要求我们采用一种新的通向伦理学的方法（a new approach to ethics），它可以指导我们作出判断，帮助我们解决由这种新的可能性引起的问题。”
维贝克的“道德物化”理论便成为这一新的伦理学“经验转向”的代表。维贝克没有将伦理学置于技术的对立面，而是主张道德应该覆盖人和非人的人工物。他的思路是：既然技术本身内嵌了道德维度并且可以对人发挥强制（force）、劝告（persuade）、诱导（seduce）的作用，那么，我们何不让技术参与我们的行动伦理学？这样的伦理学“并不专注于某个既有科技究竟在道德上可否接受，而是指向当我们依技术而生存时，我们应当如何增进生活的质量……这意味着伦理学需要更深入关注实践的层面，也就是技术的设计、施行以及使用”。
“哲学家必须被包括进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与工程师一起工作，特别是在设计过程中。”唐·伊德把哲学家或伦理学家外在于技术的角色称作“海明威角色”（Hemingway role），因为这种角色与海明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救护队的角色相同，而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可以被确切地表示为“R和D 角色”。这也符合杜威的观点，应用伦理学应该是在技术中担任中心角色的伦理学。
于是，科技伦理学开始踏上一条伦理设计之路。这是一条看上去既解决了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又回应了人们的伦理焦虑，且容易被大多数科技企业接受的路。只是，如果将技术的问题还是交给技术来解决，认为设计可以改变技术的本质，那么无论是作为设计师的工程师、科学家还是作为协同设计师（ co-designer） 的伦理学家，都将背负其不可承受之重。更何况，“物律”会不会给人带来新的“物役”？
米切姆曾经对专注于“小问题”的技术哲学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在他看来，“自由与知情同意、人权、风险－成本－收益分析、科研诚信、隐私以及利益冲突，涉及这些问题的技术伦理都是技术哲学在细微方面的一个分支……只是这种技术哲学进路试图将产生机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设计进机器—甚至可以认为，它为工程与技术创造了框架，这些工程与技术已经改变并正继续改变自然和人类世界”，但这并没有改变它的“亲技术”的意识形态本质，它与新教、资本主义和战争的各种联结仅仅是被“激进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覆盖”了而已，只是以一种“更间接、更安静的接受”掩盖了自己“亲技术”的本质。
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失望使米切姆转向东方寻求智慧。他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如何避免西方的错误，并为技术开辟一条替代之路。中国是否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近些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迅猛，在某些领域已经进入“无人区”。“无人区”不仅意味着技无可师，也意味着章无可法。这对于科技发展是挑战，对科技伦理也是挑战。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传统上，西方哲学以寻求确定性为目标，而中国哲学恰恰以“变”为“常”，认为“变”即是“常”，是创生、创造之源。对价值多元下的纷争，中国古代哲人选取的则是“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的“天下之达道”。这样的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的明智伦理，是否有可能让我们走出“科技伦理学的困惑”？
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简称《意见》），就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提出了全面要求和规划，明确提出了科技伦理治理的概念。这是国际上第一个从国家层面发布的针对科技伦理治理的纲领性文件。《意见》突出强调了要“伦理先行”。那么何为伦理先行？伦理又如何先行呢？如何在确保科技持续创新的同时，守住伦理底线，守护人类的基本价值，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科技伦理研究必须直面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推出了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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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伦理研究》是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性专业辑刊。该辑刊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国豫教授担任主编，国内外知名学者组成学术指导委员会，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常设栏目有：生命医学伦理、大数据伦理与人工智能伦理、科技伦理与治理、科技伦理书评等。
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研究首先意味着面向人类未来的科技伦理探究（Technoethics Inqurity）——这一探究既是对科技活动中的伦理问题的探究，即Ethics in Technology，也是对科技带来的伦理问题的探究，即 Ethics of Technology，还包括对科技伦理新形态 Techno-ethics 的探究。这也是本辑刊的宗旨和追求。在某种意义上，科技定义了人类的未来，科技伦理即是探索走向安全的人类未来的道路。当 CRISPR-Cas9 分子剪刀在实验室接替了大自然的剪刀时，我们关于生命、生长、繁殖的概念还有效吗？当人脑的发育基因进入猕猴大脑，或者反之，当猪的基因被植入人类身体的时候，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吗？科技伦理学不能不直面这些关系到人类未来的问题。
科技伦理学的研究范式主要来自技术哲学和伦理学，这也与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和伦理学的技术转向密切相关。然而今天，科技伦理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路径都产生了较大变化。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多元性和跨学科性：一方面，研究队伍汇聚了来自科学、工程技术以及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的加入，不仅充实了学科研究的队伍，而且丰富了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再满足于从“后视镜”向前看，或是扮演“海明威角色”，而是试图成为“伦理工程师”，在科学技术进步中发挥塑型作用。这样的学科范式该如何奠基？科技伦理研究不能不关注科技伦理学的学科未来。
科技伦理研究的主要力量应该是年轻的中国学者。青年是中国的未来，青年学者是中国学术的未来，他们最有创造力，也最敢于创造、创新。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研究》也将成为所有有志于科技伦理研究的青年学者思想碰撞、激扬文字的平台。
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科技伦理研究》的登场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变在中国哲学中就是易，易也是生，在变中生，从无到有，破土萌发，生生不息。面向未来，面对不确定性，《科技伦理研究》并不奢望对确定性的寻求，而是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将变动不测本身看作世界的真实，进而植根于人性、社会、文化和历史等更宽泛的实践语境中，极深研几，探究见机而作、巽以行权的实践智慧，探究科技进步与人类文明共进的生生之道。这也是编者对《科技伦理研究》和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未来的祝愿和期待。
王国豫
2022 年 8 月 8 日
本文摘编自《科技伦理研究. 第一辑》（王国豫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11）一书“前言 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研究”。
ISBN 978-7-03-073308-5
责任编辑：侯俊琳 邹 聪 乔艳茹
创刊号第一辑包括生命医学伦理、大数据伦理与人工智能伦理、一般技术伦理等栏目，生命医学伦理栏目由 6 篇文章组成，主要探讨人类增强、精准医学等；大数据伦理与人工智能伦理栏目由 5 篇文章组成，主要探讨数据信任、数据伦理、数字劳动与人工智能伦理等；一般技术伦理栏目由 4 篇文章组成，包括能源、技术设计、技术物以及技术美学等。《科技伦理研究》适合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科技伦理专业研究人员、师生研究使用，适合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单位科技管理人员阅读参考，也是社会大众了解科技伦理发展状况的重要读物。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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